厚植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要真正破除城乡壁垒，解决城乡矛盾，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25]。

从中日两国自由概念移植交流史的视角来看，严复不是第一个将Liberty 译为自由的东方学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自由权利概念的移植史所揭示的那样：在其过程中，中国不是作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借鉴西方的，而是拥有一定的主体性立场，即使在对日本的二次继受或曰转继受的过程中，也折射出中国自主性立场的内在倾向。

而作为穆勒《论自由》的译者，严复并非不理解这个问题。诚然，晚年的严复对于平等自由理念的态度趋于保守，认为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甚至可以断言，这个译词也并非始于中国人的迻译。严复虽然在穆勒《论自由》书名的翻译中最终以《群己权界论》替代了原拟的《自繇释义》，但在译者序、译凡例和正文中则多以自繇一词替代自由。在当时民族生存危机十分严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的这种国权优位主义的主张，应该说并非完全是一种谬说。

美国思想史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就曾经在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切中肯綮地指出：假如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50]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除了第二点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西方国家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的实践状况之外，刘权在第一点和第三点中着力回答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要对立法或者行政行为提出目的正当性要求？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如前所述，作为比例原则的独立位阶说，他真正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应当是：为什么要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这两个问题虽然具有一定关联性，但还是两码事。

[6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只有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目的正当性一女三嫁的纷争才能尘埃落定，诚信原则对于目的正当性的独占地位也才能真正确立。[48]至于美国，它将审查强度分为最小审查、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三级。[52]这些判决的确显示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在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中，将目的正当性审查与比例原则紧密联接在一起。

最后要再次强调和说明的是，本文是在行政法的范围内对行政目的正当性要求归属的论辩，立法目的正当性归属的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上述案例表明，目的正当性留守诚信原则并作为滥用权利（力）的审查依据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维护了诚信原则既有的内涵和法律地位。

[15]参见周佑勇：论政府诚信的法治化构建, 《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第146-148页。[6]刘权，见前注[3]，第149页。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除了龚祥瑞先生的文献，1987年之前，我国行政法学教材中鲜见关于合理性原则的介绍或将这一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论述。

因此，在行政法上产生法律效果的不当目的或恶意总是与违法或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交融在一起。[77]斯林恩（Slynn）法官在奥尔伯里案中谈到比例原则时说道：我认为即便不把《人权法案》牵扯进来也已经到了承认这个原则是英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时候了，不仅是当法院在审理欧盟行为的时候，也包括当他们在审理受国内法管辖的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新的审查根据体系下，滥用职权应当包含主观恶意。有好几个法律条款和行政行为均因不符合比例原则、违反《人权法案》被撤销。

二者共同统一于勿害他人的戒条之下。……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一）目的正当性作为合理原则的要素源远流长 国内行政法学界与《纲要》关于合理原则的思想，即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自英国的合理原则。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 《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第60-62页。

何海波就认为这在当时有利于克服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审查依据不足的问题，符合司法审查的实际需要。其次，包括要求权力应出于正当的目的而不能出于不正当的目的而行使的规则。应松年在其2002年主编的教材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78]库克（Cooke）法官更为直率地指出，温斯伯里原理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当寿终正寝，让位于比例原则。[13]同年，赵小芹撰写的博士论文直接将善意作为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首要要求。[49]刘权，见前注[3]，第143页。

这种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其他系列案件中都有明确体现。不再仅强调对于法律的绝对服从，而是主张恶法非法;立法机关再也不能任意设定目的，行政机关的目的也不再完全由立法机关限定，行政机关可以自主设定自己的目的。

[55]由此可以看出，审查环节说没有触及本文所提及的问题。[75]威廉·韦德指出：将比例性原则引入对基本人权的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当中，是《人权法案》所取得的最显著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成果之一。

在目的设定方面，该不该设定某个目的，如何设定某个目的，立法者、行政者都享有广泛的裁量空间。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将相关考虑和不相关考虑作为衡量行政合理性的标准。

三是有助于促进民主反思，改善民主质量。这些规则首先包括要求作出决定者考虑所有相关因素而将所有不相关因素排除出考虑范畴的规则。④均衡性原则：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与足够重要的目的所产生的效果成比例。[35] 再次，目的正当性是诚信原则对诉讼当事人的要求。

[83]相关案例如邱爱东、汤俩伟诉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6738号行政裁定书。最后，对目的设定裁量的理解存在误区。

[19]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1KB223. [20]韦德，见前注[16]，第78页。Daly案之后，在一系列案件中，比例原则均得到适用。

第二，目的正当性作为诚信原则的要素，始自古罗马法，且得到普遍认可和实践，称得上根深蒂固。[53]而目的正当性是指做事的动机符合法律目的或者符合公共利益，限制人民权利不是为了私益或恶意。

具体而言，在警察国家时期，国家以干预行政为主，奉行形式法治思想。[29]1986年《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本源上，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合理原则立基于英国禁止越权原则，旨在维护行政的合法性。[9]至于不正当目的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则未深究。

那种试图将温斯伯里原则与比例原则分隔在不同的阵营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也会产生混乱。从文义看，比例原则是对行政行为之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客观性要求，诚信原则则正好是对行政主体内在动机的主观性要求。

[31]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2013年）。[59]参见胡建淼：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 《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页。

同时还应承认，立法目的与行政目的正当性判断具有较大差异性，尤其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立法主体与行政主体地位有很大差异，各自所处的法律环境也有较大不同，不加区别会以偏概全，损及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因此可以说，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的分置其实已经宣示了目的不当的违法属性。